亞馬遜“封店”風波尚未平息，深圳政府層面已及時出手。

　　幾天前，深圳商務局召開了一次跨境電商企業座談會，就近期深圳亞馬遜賣家“封店”事件聽取企業意見，為進一步制定解決措施提供決策參考。據媒體報道，此次會議主要是收集企業信息，既包括企業店鋪被封情況、受此波及遇到的困難，也包括需要政府提供何種幫助。

　　自今年4月以來，特別是近一兩月間，亞馬遜掀起大規模“封店”潮，理由是“不當使用評論”“向消費者索取虛假評論”“通過禮品卡操縱評論”等。數據顯示，截至目前，已有超5萬家中國賣家“店鋪”被封。其中，深圳企業受影響格外嚴重。

　　深圳跨境電商的跌宕故事也由此被揭開。

　　一片哀嚎中，“坂田五虎”中“四虎”被波及、“華南城四少”中3家受影響的說法，卻讓深圳跨境電商兩大聚集地迅速“出圈”;時尚電商SheIn、電子配件企業Anker、手機品牌傳音等“墻內開花墻外香”的故事，也一再被談起。

　　事實上，自去年疫情開始，深圳跨境電商進入新一輪爆發式增長期，迎來發展的“第二春”。最新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深圳跨境電商貨值過千億，已超過去年全年，并助推深圳上半年進出口總額同比增長高達19.3%。

　　然而，“去年有多風光，今年就有多慘”。面對眼下的沖擊，一個問題隨之而來：跨境電商在特殊情況下的快速增長，能否成為深圳的又一長期增長點?

　　第三次轉型

　　一種說法是，自特區成立以來，深圳進出口經歷了三次轉型——往前30年，關鍵詞是做工廠;往前20年，關鍵詞是做外貿;而過去10年，則屬于跨境電商。

　　過去十年間，在平臺經濟席卷全國，并造就繁榮的電商市場時，以外貿為特色的廣深兩市的平臺化轉型，幾乎是在“無聲”中進行的。外界報道中，每當言及電商新經濟，廣深總被冠以“缺位”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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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業內另一種聲音，透露出廣深的新可能：“如果跨境電商像今天的電商一樣火爆，廣深地區一定會出現頭部公司的，甚至可以說頭部公司只會在廣深兩地出現。”

　　聚集效應早已在深圳產生。據2019年數據，全國70%的跨境電商均聚集在華南，而華南80%的跨境電商又聚集在深圳。深圳超過15萬家的跨境電商中小賣家，在阿里巴巴國際站、速賣通、Lazada、亞馬遜、eBay等平臺開店，幾乎占據了中國跨境電商的“半壁江山”。

　　深圳跨境電商等待一陣風。如今，風來了。

　　去年初，疫情沖擊傳統外貿，倒逼更多企業“上線”。數據顯示，去年1～5月，即便在疫情影響最嚴重的時期，深圳納入海關監管代碼項下的跨境電商進出口額也達到52.67億元，同比增長50.15%。

　　深圳一達通公司聯合創始人、《APEC跨境電商創新發展研究中心》粵港澳大灣區分中心主任肖鋒在深圳從事跨境電商相關工作超過20年。據他觀察，疫情確實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在線訂單增長，這尤其突出體現在，大量進入行業的跨境電商企業，正在稀釋過去部分行業中少數頭部商家所擁有的高利潤。

　　為何跨境電商會出現逆勢增長?

　　有分析指出，疫情一方面導致海外線下商超賣場閉店、另一方面造成消費者傾向于高性價比產品的“口紅效應”。通過跨境電商觸達海外消費者的中國商品，不僅能滿足疫情下的生活所需，而且國內商家靈敏的嗅覺能在第一時間滿足最新的市場需求，大大提升了中國商品的競爭力。

　　而反過來，對于深圳而言，這更是一次對跨境電商行業的檢驗。如國家外匯管理局深圳市分局局長邢毓靜所說，“如果說突如其來的疫情是一次壓力測試，那么跨境電商的測試結果顯然是‘非常好’。”跨境電商展現出對生產、消費和服務方式的重塑能力，迅速成為促進消費升級、提高服務質量、創新生產模式的重要力量。

　　對比“后非典”時期電商的迅速崛起，有業內人士開始憧憬，機遇即將輪到跨境電商產業，而在經歷前期積累的深圳，亦即將迎來跨境電商發展的“第二春”。

　　平臺“饑渴癥”

　　然而，亞馬遜的封禁措施，猶如一記“悶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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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新經濟研究所執行所長曹鐘雄認為，亞馬遜上突飛猛漲的中國賣家，造成了“魚龍混雜”的局面，部分賣家確實存在把國內互聯網平臺上的做法延伸到國際平臺上的行為。

　　另一種反思則直指亞馬遜——對于平臺的過度依賴，讓企業陷于被動，平臺的風吹草動都牽動著企業神經。

　　對于平臺的“渴求”，也愈加出現在深圳跨境電商的發展語境當中。

　　事實上，去年，深圳跨境電商處于一種“冰火兩重天”的狀態。大量傳統外貿企業“被迫觸網”后，帶來的是一個個棘手的問題。一個例子是，有從業者指出，跨境電商企業由于規模小、組織管理不健全等原因，難以從傳統金融機構獲得融資。

　　當時，邢毓靜就曾呼吁，深圳跨境電商要有“亞馬遜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的雄心。

　　政府層面也注意到缺乏龍頭的問題。

　　去年7月公布的《深圳市商務發展“十四五”規劃(征求意見稿)》曾指出，深圳“大型綜合電商平臺缺乏，總部經濟集聚效應偏低”;

　　同年9月，《深圳市關于推動電子商務加快發展的若干措施》迅速響應，將“加速發展大型電子商務平臺、大力推進電子商務應用、強化跨境電子商務發展優勢、搭建成熟完善的電子商務支撐服務體系”;

　　而今年出爐的“實施細則”進一步明確，被深圳認定為總部企業、并在深圳建設線上平臺的電商平臺企業，按其獲得總部企業認定至申報年度之間落戶項目實際發生投資額的10%給予資助，累計最高不超過1000萬元。

　　坊間認為，對于深圳而言，跨境電商平臺正是其主要的著力點。

　　但要打造下一個“亞馬遜”，面臨的是多個層面的問題——無論是觸達全球供應鏈架構、還是數十年建立的消費習慣。

　　肖鋒提出一種從賣家入手的解決方式：事實上，在亞馬遜所代表的B2C電商模式之外，還存在大量未能完全激活的B2B交易需求。跨境大品牌賣家背后往往是數十甚至上百個中小型經銷商，由于流通成本和采購安全等因素無法實現直接交易，而在深圳，已經出現了外貿綜合服務大型平臺企業。這有可能是深圳打造跨境電商平臺的突破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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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向“新外貿”

　　而這背后對應的一個問題是，如何真正實現數字化對深圳整個外貿系統的賦能?

　　中山大學嶺南經濟學院教授林江復盤此次事件時指出，由于跨境電商從業者通常屬于中小企業，不太了解跨境電商行業的法律相關規則，也缺少專業團隊給予及時的意見，如何維護這些企業的合法權益也很重要。借此機會，深圳政府一方面可以加強與企業、平臺的合作，維護企業合法權益;另一方面，更需要給他們提供咨詢和引導扶持。

　　缺乏政府的有效參與，跨境電商企業的熱度也可能是“曇花一現”。肖鋒的擔憂是，在疫情下“催熟”的跨境電商企業，并沒有形成足夠的信譽度，又呈現出同質化發展的傾向。經此一役，跨境電商企業的損失可能會進一步傳導至上游制造商，使跨境電商產業錯失難得的發展機遇。

　　深圳出手后，如何更進一步精準引導跨境電商行業發展?

　　在肖鋒看來，比起打造一個足夠大的平臺，更重要的是能否提供有效運行的系統。一種做法是，通過政企結合推動貿易數字化轉型，推動政府性服務和監管層面的制度創新。具體到跨境電商領域，就是對無論2B還是2C業務，進行數字化整合，政府則參與提供貿易綜合服務。

　　放眼全球，這種“系統先行”的策略已有先例。以新加坡港務局為例，其不僅能通過數字化手段整合東南亞等地區港口網絡，甚至對跨國文件進行有效匹配、轉換和翻譯，最大化降低貿易行政壁壘。

　　據肖鋒了解，從深圳市到廣東省層面，均在設立外貿綜合服務公共平臺，通過建立數據底層，并由相關綜合服務平臺企業作為外層嵌入，通過提升系統數據的價值，推動自主貿易的發生，并進一步實現自主品牌的建立。

　　在數字化賦能基礎上，深圳也有望真正建立全球供應鏈管理中心。

　　林江指出，除了發揮自身在港口、碼頭、機場等基礎設施方面的優勢，深圳還需要聯合香港、東莞、廣州等大灣區城市，共同打造全球供應鏈管理中心。“香港是國際物流中心和基地，東莞是內地的物流配送中心，同時也是制造業基地;廣州也擁有立體的交通樞紐體系，物流供應鏈優勢也很明顯。如果上述大灣區城市能夠攜起手來，全球供應鏈管理中心的建設也就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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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東體制改革研究會執行會長彭澎認為，跨境電商成為外貿和經濟轉型的支撐點，這是由疫情推動的，也說明跨境電商是有發展前景的。不過，跟芯片一樣，如果跨境電商的平臺被控制在別人手上，自己就可能隨時被“卡脖子”。而與芯片需要從基礎研究抓起不同，跨境電商平臺的打造，更要有“世界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