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中旬，半導體創記錄的產值、十三五規劃中顯眼的位置，巨量資金與輿論資源大規模傾斜的苗頭，讓一位清華電子微納系的學生在朋友圈發出感慨：

　　“前幾年周圍同學都在咨詢互聯網和人工智能的轉型和就業，根本沒人愿意轉去做集成電路，‘門前長年冷清’，說的就是我們。”

　　而在資本市場，也就5年前，一位知名風險投資機構投資人曾明確告訴過我們，絕不投工業、半導體這類投入巨大、周期長，回報少的項目。“見到扭頭就跑”，他當時開玩笑。

　　“很正常，”華登合伙人王林記得，那時候即便放眼全球，投資半導體的機構都是極少，十根手指可以數出來。“那些年總會遇到這種情況：10個投資人坐一起，都是9個人一起聊電商、教育等熱門賽道，就我看半導體，我說的他們不懂，他們說的我也聽不懂。”

　　“過去十幾年間，美國硅谷偏軟，你很少聽到硅谷冒出一家新的偉大的半導體企業。而真正‘硬’的東西都在中國。中國在搞硬科技。”

　　事實確是如此。

　　中國本土的存儲巨頭兆易創新、宣布掌握了先進制程技術的設備制造商中微半導體、全球市占率達14%的機頂盒芯片企業晶晨股份、MEMS傳感器頭部供應商敏芯微、以及高端模擬芯片龍頭思瑞浦，均在進入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里破土而出，又在過去十年間先后在國內上市。

　　有趣的是，上述所有產業中堅力量，以及大疆等達到世界頂級水平的硬科技企業，背后都有同一個資本支持者的名字——華登國際。

　　
 

　　“半導體產業無人不知華登國際”。不用任何企業家背書，少有媒體報道，他們成立34年以來的“標的名單”，足以建立起一個遍布全產業鏈條的半導體帝國。

　　譬如，中芯國際在2003年C輪融資的公開投資者名單上，華登位列其中。僅中芯國際一家企業，華登從2000年A輪就開始投資，總投資達數千萬美元，并成功退出。

　　說到華登在半導體投資領域的影響力，王林講到一個有趣的細節：

　　在半導體投資在國內大火的近三年時間里，他發現，很多人都在盯著一些半導體企業的工商變更記錄(與對外投資記錄有關)。

　　“通常一變更，有我們投過的公司CEO就接到電話，對方說：‘知道華登投了你，我們不做盡調，估值給你漲50%。” 王林說，不止一家公司接到這樣的電話，這某種程度上是投資界對華登的認可。

　　當然，半導體熱到泡沫四溢的投資環境也給這種行為蒙上了一層投機陰影。

　　王林認為，歷史可以證明半導體產業原本就不是適合VC投資的主流產業。“你看全球半導體產業增長趨勢，近20年來市場就翻了一倍。如果一個市場3年能做10倍增長，順勢而為，在這種市場投資成功率就可以很高。但20年只漲一倍，每年算一下機會并不大。所以全球來看以前VC不投半導體，是正確的。”

　　因此，他覺得泡沫一定會破。

　　譬如，自由市場不可能允許20家GPU公司長期存在。此外，如果用軟件的行業規律投資半導體，也很容易深陷其中。“很多人民幣基金在過去兩年剛剛進入這個產業，未來幾年將會檢驗成敗。”

　　但與此同時，中國龐大的下游硬件產業，的確急需一部分優秀芯片公司快速成長起來。

　　“半導體正常為10年一周期，而利好政策的確會拉長景氣周期。但‘花無百日紅’，怎么上去就會怎么下來，怎么下來還會更高地上去。這就是長期投資的意義所在。

　　但又能有多少人能做好?真的很難。”

　　“長期”的價值與痛苦

　　翻閱華登過去20年的資料，關于這個在1987年誕生于硅谷的國際投資機構公開記錄極少。即便他們絕大多數投資人出身臺積電、三星、韓國SK等半導體大廠，但他們習慣躲在自己投資的企業背后，你大多時候只能在那些震耳欲聾的硬件企業融資名單上找到他們的名字。

　　當然，也有人譏諷他們錯過了中國互聯網時代。但沒有人否認過他們是一家能坐等10年、能在亞洲半導體市場獲得豐厚回報的資本之一。

　　王林認為，投半導體這類長期項目，跟基金GP和LP關系很大。管理的美元基金與人民幣基金的投資策略必須非常不一樣。譬如，美元可以投非常早期的天使輪，但很多人民幣基金則不敢。

　　隨著風險投資在中國市場逐漸壯大成熟，人們對美元基金與人民幣基金的差別有了更加清晰的認知。譬如，相比多為5年期的人民幣基金，美元基金存續期通常為10年。這種表現在年份上的“耐心”，讓美元基金的出資者們更愿意去尋找那些大型且回報周期長的標的。

　　“很多基金完全做不到跟著半導體項目成長5年。我經常問很多人，基金只有五年怎么可能做半導體VC投資?你連一個周期都看不到。”

　　王林說，他們在募資時就會尋找對產業有共同價值觀的LP，投半導體必須長期主義，投華登也必須長期主義。

　　“這不是底氣，而是我們一直到現在都沒變過，就是這個原則。很多人說我們可以募更大的基金，我們可以。假如我們募五年的基金，說實話可以募很大，但這種事情，五年里可能做對，但在長周期來看，更可能做錯。”

　　因拿下華為訂單而名聲大噪的模擬芯片供應商思瑞浦，就是一家典型需要續命超過5年的半導體企業。對于“它是靠拿下華為單子才活下來的”外界傳聞，王林認為這是外界因不了解半導體規律而導致的誤解。

　　實際上，2010年回國的思瑞浦團隊在2012年找到華登。那時候公司極度困難，東西賣不出去的最大原因在于把美國做的高端產品照搬到中國市場，結果沒人敢用。因此，團隊后來轉戰深圳市場，把原來很高端的東西做到了“接地氣兒”，在2015~2016年就實現了盈利。

　　“那時候公司活過來了，我們就討論公司未來方向到底應該是什么。當時得出了這樣的判斷——中國客戶需要升級，中國客戶也需要有實力的本土芯片供應商。”王林告訴我們，最后思瑞浦找到了華為，用差不多兩年時間大力投入研發，向這家終端大客戶證明了產品，華為才給了供應機會。

　　“實際上，雖然華為哈勃在2019年投了思瑞浦，但他們2018年其實就已經出貨了。后來才有市場傳言哈勃投資才能接到訂單，被救活云云。

　　懂半導體產業的都知道，哪有這么神奇?芯片又不是奶茶，今天給訂單，明天就能交貨?做半導體需要的是積累。”

　　
 

　　思瑞浦模擬芯片產品。圖片來自思瑞浦官方視頻

　　與思瑞浦同樣在中途差點死掉又被救活的，還有最近因IPO而倍受關注的某電機芯片供應商。我們發現，除了上市，過去10年里，互聯網上幾乎沒有留下關于這家2010年成立企業的任何重要記憶點。

　　“我對這家公司挺有感情的。” 這是王林在2012年加入華登后投資的第一家芯片公司，9年后終于開啟科創板上市之路，“他們到2014年錢沒了，我們就再投了一輪。從那時候開始，他們挺過來了，往后走慢慢盈利。”

　　這家如同大部分半導體人一樣低調到塵埃里的企業，掌握了一項核心技術——直流無刷電機驅動芯片。近5年來，隨著直流無刷電機(BLDC)逐漸成為白色家電設備的一個標配零部件，BLDC芯片公司也終于獲得了下游市場的認可。

　　“平時我們知道的變頻空調，變頻冰箱，還有現在大火的高速旋轉吹風機(戴森)，里面都用了BLDC電機。” 王林說它跟一般電機不一樣，以前家里用的老式三檔速風扇，使用的是交流電;現在很多家電則轉為直流電機調控，最大的優點是省電，高速且調節順滑。

　　而這家企業生產的BLDC芯片，占據了當下至少80%以上的中國品牌高速吹風機市場份額。

　　“當初投資它的時候有個跡象——BLDC在日本家電里成為標配，而歐洲也發布了相關標準。中國的能效等級也在變得越來越高，所以我們當時覺得這一定是個大趨勢。” 不過，他指出這家公司的成長，更像是與碳中和的“不謀而合”，而非隨機而動，

　　“它首先贏得了市場，因為更高速、更節能、體驗更好的家電先是被消費者接受了;同時，它又能為‘節能減排’做一些貢獻。回到那個時候，如果要真正等國內能耗標準的出臺和執行，其實還要再過好幾年。”

　　王林說，那些現在讓他們“賺翻”的半導體公司，當年都有很長一段半死不活，甚至瀕臨倒閉的時間。

　　“只有在這個(半導體)行業里的人，才能知道彼此的痛苦。” 在2012年進入華登之前，王林曾在三星半導體做過DVD芯片。那時候深圳寶安是全球的DVD“制造工廠”。于是他們就駐扎在那里很長時間，“整月整月出差，周末都在那里，隨叫隨到”。

　　就是因為做過半導體并服務過大量中國客戶，他逐漸意識到中國大大小小的半導體公司，不是做不出東西來，而是明顯需要中國整機企業發展起來，“不然中國芯片產業真的很困難”。

　　“所有中國芯片企業的崛起，都應該先是產業需要，而不是想著先讓政府買單。” 王林說，中國下游客戶變強，就會極度需要中國芯片公司提供更好的產品和服務支持，否則永遠干不過海外公司。

　　“為什么現在海康大華能干過霍尼韋爾和三星?從全球安防市場前幾年看，海康大華在哪都不知道。但后來海思跟海康戰略合作，把芯片做到極致，把系統做到極致，海外市場才無敵了。”

　　然而，成立于2004年，前身為華為集成電路設計中心的海思把芯片做到極致，用了至少20年;成立于1987年的臺積電，追平英特爾和IBM用了17年，登頂又用了16年;1993年成立的英偉達于2009年前后瀕臨破產，但又在10年后成為通用GPU之王。

　　折算下來，在各個通用和細分市場有大量新面孔的中國半導體產業與新興資本力量，要經受的“折磨”才剛剛開始。

　　“大芯片與定制化“時代

　　2021年年末，一場眾多中國半導體產業大佬云集的活動上，王林提出過“中國大芯片時代到來”的相關論點：

　　“2012年前后的中國半導體產業投資，3000萬~5000萬美元，就足夠支持當時大多數芯片設計公司的發展，投資非常高效。但那時候初創企業大多聚焦‘小芯片’的研發，如電源管理、射頻以及信號鏈等等;

　　而最近幾年，各種“大芯片”，以及重資產的晶圓廠和封裝廠陸續上馬，對資金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些都需要大資本的高投入。”

　　“大芯片”，便是指對標英特爾、英偉達等大廠產品的通用處理器(CPU、GPU)。根據王林的估算，做這些事的起步價至少要10億美元，而且必須是非常牛逼的團隊。所以他們在前幾年不會投資這一領域。

　　但現在，做這些事的時機相對成熟了，而2021年將延續這一勢頭。

　　在部分產業遇冷的前提下，很多錢開始流入硬科技各個賽道。而砸向芯片的錢從2020年底云岫資本提供的一組市場數據可見一斑：

　　2020年半導體行業股權投資案例達413起，投資金額超過1400億元人民幣，與2019年300億投資額相比，增長近4倍。

　　
 

　　圖片來自云岫資本公開信息

　　“以前不敢干的事情，現在敢做了，而壁仞科技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三年前我們想都不敢想國內能有團隊做這種事” 他認為，極為高調的壁仞科技，其實在融資方面的“激進策略”是正確的。

　　實際上，對于不同于大多半導體公司的低調秉性，且被許多媒體機構質疑過融資模式的壁仞科技，既然目標要做大芯片，就必須大力投入研發和招攬人才。但解決這兩項，本質上要解決“錢”的難題。

　　從產品角度舉個例子，英偉達在2019年底發布的自動駕駛芯片Orin，耗時4年，共投入上百名工程師，還有生產制造封裝環節的各種成本，10億美元都是往低里算;而像英特爾的2020全年研發投入，就高達135億美元。

　　“仔細想想，就知道他們是對的。你看現在都有20家GPU公司，大家都在拼什么?其實就是拼錢。因為兩年內大家都在大力投入研發，沒有靠自身產品銷售造血的可能性，那么就是拼融資，招人。先把足夠多、足夠強的人招過來，才有把事情做成的可能性。” 王林指出。

　　簡言之，做大芯片，需要低調做事，高調融資。

　　
 

　　圖片來自壁仞科技官方發布信息

　　與“大芯片”并列的另一個關鍵詞是“定制化”。

　　上面海思與海康合作打怪的經典案例已證明，芯片與整機是要相互依存的。而現在，隨著融合越來越多，“大系統和大廠都要為自己定制芯片”已成為一個大趨勢。

　　“以前芯片廠家是老大，他們芯片是什么，你的系統就得照著他們的芯片去做。但現在正在變成‘我要什么功能，你給我做個什么芯片’。” 王林指出。

　　亞馬遜、谷歌以及微軟，都是云端定制化的典型客戶。舉個例子，他們均有自研的定制化AI加速器(3年前谷歌推出自稱性能可達同等級GPU產品15~30倍的AI專有芯片TPU;亞馬遜與阿里也陸續推出旨在以極低成本交付高吞吐量的云端AI推理芯片)，而相關應用在他們業務里的比重也在逐漸加大。

　　因此，國內需要大型數據中心來支撐云上業務的阿里、騰訊以及字節跳動、快手等短視頻巨頭，都在部署和投資有定制化能力的芯片企業。譬如，被字節跳動投資的希姆計算，便已經向前者出貨了相關AI加速卡產品。

　　
 

　　希姆計算AI加速卡，圖片來自官網

　　“如果要比同類國外企業做得好，或者至少打平手，都必須按照自己需求定制芯片。而很多國內公司沒有定制化的能力，用別人用剩下的東西，可能就會重蹈當初手機市場的覆轍。”

　　王林記得給三星手機做手機芯片時，公司會提前一年確認“明年出的手機究竟做成什么樣子，屏幕多大，攝像頭多少，什么功能…”，再根據需求做芯片。后來拓展中國市場，他在拜訪一些手機廠商時也詢問同樣的問題，但得到的大部分回復是：“看三星出什么，我們參考一下就行。”

　　“不能說很多企業100%沒有這個能力，但的確需要提升自己的系統定義能力。”

　　半導體人才不多，也不少

　　毋庸置疑，絕大部分半導體創業者的背景都是“工程師”，這是技術產業天然存在的高知識壁壘決定的。

　　但要在越來越多名校、名廠出來的工程師和投機者中尋找真正的產品化、商業人才與長期主義者，也必然考驗投資人的識人之術。

　　作為從三星半導體熔爐里爬出來的半導體人，“每年看800個項目可能只投10個”的王林，20多年的產業認知基礎構成了一種自己的“識人邏輯”：

　　芯片種類非常龐雜，無論是電源管理芯片、射頻芯片還是AI加速處理器，要找到這種芯片的技術難點，哪些人是否擅長解決這類難點。

　　“不要迷信大公司的名頭和職稱等級。” 王林告誡我們，即便是號稱英偉達、AMD出來的人，嘴上說能做的東西可能跟他們以前在公司里做的事情不沾邊兒。

　　“譬如有人在某大廠可能做的是游戲機，并非做AI加速，但是出來說做AI加速，就需要做進一步考量。”

　　早期團隊當然最好同時具備產品化與商業拓展能力。但大部分半導體工程師其實都更擅長做好一件事。

　　“矽力杰這個團隊的確非常難得，我們極少碰到這樣的團隊。” 王林稱贊了這家電源管理芯片龍頭企業，“他們有四個創始人，兩個大陸工程師，一個臺灣工程師和一個美國工程師。每個人都擅長一種能力，因此產品、銷售和管理能力都非常強。

　　這家2012年被華登投資的公司，在2015年就成功上市，但他們挖掘這家公司的經歷非常有趣：“我們認識一家他們國外競爭對手的代理商，當時了解國內市場情況，他們說最近碰到一個很難纏的中國對手叫矽力杰，很多客戶都被他們搶走了。”

　　不過大部分半導體企業的創始人，可能只擅長做東西。

　　“思瑞浦的創始人就是這樣，我們逼著他們出去見客戶，管銷售，做CEO，其實他們內心很抗拒，因為不擅長，但他們必須這樣去做。”

　　王林認為，從投機性角度來看，在半導體產業做事還是很容易“露馬腳的”。總體來看，做硬件和投資硬件的人都相對務實一點，因為這塊東西做不了假，做完測試一下“行就行，不行就是不行”，沒有什么迭代的機會。

　　“你說得天花亂墜，但是在客戶這里，必須提供樣片，找人來測，不然沒用。”

　　
 

　　圖片來自視覺中國

　　2020年，王林曾覺得國內半導體真正算得上技術大牛的人才非常稀缺。但今年他認為，未來5年，將是中國半導體人才急劇增長的5年。

　　其中，既有國內高等院校陸續培養出來并在國內市場久經歷練的精英，也有回國準備大干一場的頂級芯片企業優秀工程師。

　　“只有放眼全球半導體產業，才能獲知更清晰的人才分布。其實有很多國外大廠的中國半導體工程師的確很棒，但不幸的是，華人正在被邊緣化，甚至一些核心崗位的工程師也在被調離。所以，基于產業環境來考慮，國內的半導體產業也正在迎來一部分歸國精英。”

　　此外，半導體從業者本質上是個“手藝人”，持續磨練自己的手藝是最重要的事情，而停下來，就會很快廢掉。也正因為如此，有國內頂級企業因遭遇極大發展障礙，導致許多優秀半導體工程師“散成了滿天星”。

　　“有自我要求的半導體人是會慌的，因為他們覺得會被時代拋棄。流失人才當然非常可惜，但也讓不少中國公司承接了一部分骨干力量。”

　　寫在最后：相信一切都在變好

　　王林覺得，越在這個產業呆的久，就越沒有人敢說懂半導體。

　　從設計、制造到封裝，外加龐大的設備市場，僅官方統計，中國就有2200多家半導體設計相關公司。因此，這個產業的龐雜程度讓人難以想象。

　　“你最多說自己懂一點點，因為這是人類最偉大的發現。歷史上，半導體相關技術產生了至少三次諾貝爾物理學獎。” 所以他指出，把半導體投資這件事做成，最重要的是“不要以為自己很懂，也不要以為自己不懂，‘似懂非懂’才能做好半導體”。

　　此外，他非常推崇國內創業者去自由市場跟世界級選手正面“剛”，還是不要一直做“被保護的人”。

　　“最近幾年收到很多半導體創業計劃書，都會寫‘信創市場’，做好替代’。這讓我想起，當年兆易創新的朱一明在天使輪時候就說，要做中國的三星，那時候差距太大，我們當時覺得這人挺‘狂’。但從現在的存儲市場看，他們正在一點一點做到。”

　　還有思瑞浦，這家曾經瀕臨死亡的公司，已經被國外某巨頭盯上。

　　“我們發現，國內其實很多領域里面都開始有小龍頭出現，越來越引起重視。譬如有家半導體國際巨頭已經開始專門針對思瑞浦分析如何做市場應對，引起了一些關注。"

　　除了偏愛“愿意跟強者競爭”的企業，王林其實也清楚，即便是在自由市場，普遍缺乏創新的中國半導體企業，很多時候都是中國兄弟們自己扯自己的后腿，“內卷”嚴重。

　　“同質化非常嚴重。我們做的很多事情不是填補空白，而是自己打自己，國內存在2200多家半導體設計公司就證明隱藏著很多問題。”

　　他說，中國半導體產業本來就相對落后，缺乏研發投入。如果在這種情況下想追上，必須通過產品賺錢去增加研發投入，但國內在做什么?挖自己兄弟的墻角。

　　“你看兆易，上面還有兩家企業壓著，你必須繼續大力搞研發，但是，下面還有十幾家小兄弟公司在做一模一樣的產品。”

　　世界選手在用洋槍洋炮，但國內企業用‘小米加步槍’在深陷于長征的艱難跋涉中;與此同時，四周還有各種伺機而動的游擊隊，他覺得，要想挺近大城市，極難。

　　“ 尊重周期，尊重長期主義人才，尊重‘硬碰硬’的正面競爭。國內這些手里握著上千億的機構，才可能真正幫產業做一些事情。”